这一学说虽然因其背景的特殊性而显得奇特，但拉班德对法规的阐释却也影响深远。

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法律论证问题，而法律论证，一如舒国滢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所言，已经成为显学。这场大讨论逐渐失去了生命力，变得陈腐而停滞不前

但他同时也认为，法律的内容却不限于法规，还可能规定行政行为、注意、劝告等，后者不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。摘要:  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立法上的权限分配是一个经典课题，不同的宪法体制可能有不同的解答。故而，结合宪法上关于法律与行政法规关系的相关规定、宪法上明确列举的法律事项来看，一般性规范是法律事项的确定标准。[81]但职权立法易引起在职权范围内无法律根据亦可立法的误解。或许由于法律之拘束力的晦涩，引入之后并未产生影响。

二、法规与法律事项的范围 正如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的名称所示，凡有法规内容者，即由法律创造。按照立法法规定推论，政府职能部门的产生、组织和职权则并非法律的专属管辖事项。总之，越来越多的事实和问题不断提醒我们：在认识了解西方法治历史过程中，我们不仅应该注意介绍引进西方法律知识的规模数量，更应该注意介绍引进知识的质量，绝不是率尔操觚地拿来，或粗制滥造的翻译。

以往学者谈及西方法律历史，因为无法提供各种历史细节，或很难讲清其中来龙去脉，往往给人一种西方自古便是如此的刻板印象。简单言之，法治（Rule of Law）的概念并非自古有之，但在现实国家社会治理过程中，徒法不足以自行，人治行为却亘古长存。近世以降，法治与自由、民主等新式概念一起，成为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，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媒介。事实上，我们很难将这三个阶段在时间上截然断开，或将三个层次绝对地进行切分，而不涉及或包含彼此一些元素。

最后，人治与法治的历史纠缠，看似复杂，其实也并非无法解决。一言以蔽之，其论证逻辑牢固建立在法治与人治绝然对立的假设基础之上。

只不过，在不同阶段，有不同的侧重而已。他在《近四十年中国法律及其意识批判》一文中言道：法治这东西是八面玲珑的，它可以和君主同居，也可以和民主结合，还可以和独裁握手。因为按照今天的法律概念来看，中国古代的法律治理体系复杂而庞大，古代王朝的核心法典固然无比重要，但绝非王朝法律体系的全部。然而，围绕着法治是什么这样的基本命题，百余年来，讨论一直没有停歇。

甚至完全相反，事实上他们可以顺畅结合，乃至达到相辅相成的功效。然而，单纯依据现今传世的有限成文法典，来计算历代法律中的治吏或治民条款比例，不仅在理解王朝法律体系的概念方面有所偏枯，更有违统计学的基本规则。如果我们可以将彼时梁启超所概括的五十年进化，视作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最初五十年，又如果我们基本接受器物—制度—文化的分析框架，那么，在这最初五十年中，法治作为中国法律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，究竟属于器物、制度或文化中的哪一个层次呢？又是从哪个阶段开始的呢？在这五十年进化之后，中国人追求现代法治的过程中，又经历了哪些进化或者退化，又有多少经验或教训，可供检讨寻绎呢？这些问题看似简单，但要认真追究起来，并不容易回答。甚至，将Rule by Law译作法治或依法而治，又有多大问题呢？与此相应，汉语的人治一词，通常英译成Rule of Man。

百余年后，我们惊讶发现，以往大家坚信不疑来自西方的某些知识，或许并不可靠，甚至存在一些有意无意的曲解或误读。不容否认，即便在西方社会，所谓法治与人治的关系，也很难绝对厘清。

换句话说，法治不过是一种社会治理模式，不仅具有极强的专业技术性，更具有明显的中性特征。在智识日益成熟的现代经济学领域——包括中国现代经济学在内，相信不会再有人愚蠢到用市场来否定计划，或用计划来压倒市场了。

如果我们一定要在器物—制度—文化的演进框架中做出选择，那么可以说，至少从制度模仿的阶段开始，法治就连同其他一些内容，被逐渐引入中国了。但在此后不久，经过一些学者探究发现，不仅这句著名法谚的始作俑者无从查证，甚至在找到类似的一句英文之后，更是发现：这句话的汉语翻译，对于原文其实存在相当的误译。于今思之，近代以来中国的进化，固然经历器物、制度、文化三个层次，但关于这三个层次的学习，却基本是同时并举的。但近年中国法史学界，关于法治问题的研究讨论日益深化，甚至有学者富有建设性地提出：所谓中国的法律现代化，实际上是一个从贵族法治到民主法治的转变过程。我们今天所追求的法律现代化，绝不应该是单纯的法治，更非单纯的人治，只能是兼收并蓄，将二者冶为一炉的第三条道路，努力寻求法治和人治的最佳平衡，即良法善治。可以想见，类似的问题一定还发生在其他西方法律知识领域。

而与之相应的法语état de Droit，则直到1907年方才问世。照此逻辑，可以肯定的是：法治和人治并非绝然对立，或绝对排斥。

然而，无数事实告诉我们，西方社会固然具有深远的法治历史基因，但正如西谚所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西方国家法治秩序的建立，也不是一蹴可几的，而是经过数千年历史演变，乃至冲突斗争，方才逐渐形成。二者作为国家治理的模式和手段，从来没有一天真正分开过。

当然，如果将汉语的法治视作英文Rule of Law的对应译词，法治的确属于西方或外来概念。在很多学者看来，君主和独裁制度往往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。

另一方面，尽管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，大致经历如上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，但每个阶段的学习任务并没有绝对完成。毫不夸张地说，国内现今连一本像样的欧洲中世纪历史著作或译作都没有，而这段历史恰是我们解读西方法律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前提和关键。在前述观点基础上，有的法史学者则试图更进一步，认为中国历代法律的宗旨在于治吏。当然，这里面也应该秉承一个古今中西的思考维度。

曾几何时，我们在讨论法治问题的时候，不管是予以接受，还是加以批评，往往习惯将之归属于西方舶来品的范畴。据法国学者米海依·戴尔马斯·马蒂（Mireille Delmas-Marty）的经典研究，它首次出现于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同一年——即1895年。

不管这种观点目前能否为学界广泛接受，至少提醒我们：应该避免在西方背景下，将法治的概念单一化、绝对化。关于法治的各类言说，基于不同的知识立场，甚至在将法治上升为民众信仰的今天，也仍然是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甚至，在整个王朝法律体系中，也很难说其占据了绝大比重。问题的关键或许在于，它们在何种制度之下进行结合，以及怎样地进行结合。

究其实质，这种观点在于批评中国历代法律毕竟是人治底色，而与现代民主法治存在根本不同。例如目前作为与中文法治相对应的英语原词Rule of Law，便不是自古有之。进入专题： 法治 。西方不管作为时间或空间概念，实际上包含众多风格迥异的国家和民族，绝非单一的讨论客体。

但不管怎样，作为严谨的思想家或研究者来说，这种笼而统之、大而化之的思考习惯，有必要加以注意和警惕。或者我们根本没有必要，将这种纠缠或分歧看得那么严重。

此外，很有必要将法治等问题结合中西方法律历史，进行重新解构和反思。如果我们能够放弃把法治的概念绝对化、神秘化，或停止将其信仰化，而仅是从国家社会治理的中性角度，以平常心看待法治（及人治）的问题，就会发现：一直以来，横亘在古今中西之间的法治巨大鸿沟，以及树立在法治与人治之间的牢固壁垒，不过是我们人类通过自己的意念建立起来，并不断得以强化的

然而，无数事实告诉我们，西方社会固然具有深远的法治历史基因，但正如西谚所云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，西方国家法治秩序的建立，也不是一蹴可几的，而是经过数千年历史演变，乃至冲突斗争，方才逐渐形成。他在《近四十年中国法律及其意识批判》一文中言道：法治这东西是八面玲珑的，它可以和君主同居，也可以和民主结合，还可以和独裁握手。